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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民以食為天”，中國的老百姓歷來注重一個“食”字。熟人見面，寒暄之詞往往是“吃過了？”－－“吃過了。你呢？”－－“吃過了?！比欢瓦@么一個“食”字，卻困擾了我們數(shù)十年。這里說的不是“三年大饑荒”，而是平常日子。
這是朱普樂文中的一段話。他說：我的同學Z某，在一次聚會時談及她侄子無房結(jié)婚，想買“經(jīng)濟適用房”又找不到人，結(jié)論是“還是毛主席那時候好”。我不服，與之爭辯。毛治下，她也是弱者。她家成分雖然不壞，但母親是“一貫道”，“反動會道門”，屬于“壞分子”，“地富反壞右”名列老四。她前半生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如履薄冰自不必說，就是衣食住行也頗為艱難。改革開放以后，她有了自己的“房改房”，三室一廳一廚一衛(wèi)，一個人住綽綽有余。兒子當教師，有兩套住房。為人要實事求是，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。其實，Z某不是邪惡，不是無知，而是大腦意外“短路”；造成所儲存的資料缺失，“程序紊亂”。曉之以理，拒絕遺忘，是可以恢復(fù)正常的。
從文中看，朱普樂先生年長于我，上世紀六十年代我還在讀書，他已開始工作，能夠以一個成熟的眼光觀察和記憶。這些記憶翔實、鮮活，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，不少有趣的細節(jié)。
喚醒記憶是對親歷者而言，更希望年輕人透過那些似乎好笑的過往，了解一下父輩們曾經(jīng)的生活經(jīng)歷。
拒絕遺忘，恐怕是朱先生為文的出發(fā)點。但“拒絕遺忘”不是目的，而是為了更清醒地認識歷史，并深刻總結(jié)其中的經(jīng)驗教訓，回頭路絕對不能走。
【朱普樂：毛主席時代的衣食住行】
寫一寫衣食住行，看似小事。然而行文中卻力難從心。如白頭宮女說開元天寶之遺事，訛錯乖張掛一漏萬都在所難免。又想，僅記錄自己知道的那些瑣碎事情而已，不必求全，也不必求同。
毛治下，職工工資先是“供給制”，后為“工資分”。1956年實行“薪金制”。此后二十多年一直未增加工資。以本人為例：1961年中師畢業(yè)參加工作，第一年實習工資每月29元；一年后轉(zhuǎn)正定級每月34元(后改為行政25級34.50元)。一直到1978年(毛死兩年以后)才開始第一次調(diào)資，增加到每月40元。
收入所得月月不夠用，是很多人常有的事。工資一發(fā)，首先把全家的油鹽柴米買齊，如此便已所剩無幾，其它開銷只能量力而行。單位一般都成立“儲金會”，由財務(wù)人員主持經(jīng)辦。每月發(fā)工資的時候，每人扣存5元錢(各單位自行約定數(shù)額)。手頭拮據(jù)時可以向“儲金會”借款，下個月發(fā)工資必須扣還；不夠再借。故此常有人一邊領(lǐng)工資一邊借款。捉襟見肘，窘境層出。
親友熟人間還有一種“湊份子”的“互助會”：約定每人每月交錢若干，輪流由其中一人所得(輪流順序經(jīng)協(xié)商或抽簽而定)。目的是用來“辦大事”。
衣
1953年，包括糧食、油料、棉花、棉布等在內(nèi)的一整套農(nóng)產(chǎn)品統(tǒng)購統(tǒng)銷制度體系形成，老百姓的穿衣吃飯被死死控制。當局按年度發(fā)給老百姓一定數(shù)量的布票，用以購買布料、衣服、蚊帳、床單，乃至布襪，一切含有棉紗成分的產(chǎn)品均屬其內(nèi)。正常情況下，不分大小口，每人每年一丈二尺。有幾年少一些，不等。聽人說，最少的一年只發(fā)了一尺七寸(一尺八寸)。一般家庭內(nèi)部按不同需要，量入為出，精打細算，統(tǒng)籌考慮使用。年歲大的人衣著不必講究，多半不添置新衣，省下布票給年輕人用。一家?guī)讉€孩子，總是只給老大添置新衣。老大穿的舊衣小了，給老二穿；老二穿小了，再給老三穿……衣服破了是不會丟棄的，補了又補，穿了又穿；以致補丁壘補丁是常見的事，不以為怪。
冬季發(fā)棉花票，用以購買彈好的棉花填充棉衣，和棉絮(被芯)。每人僅幾兩，根本不夠。
有海外匯款收入者，按匯款金額發(fā)給“僑匯券”，能買到一些市場上緊俏商品。然而對我們小縣城乃至農(nóng)村人來說，只是偶爾聽聞，見都沒見過。我是聽同事榮求立說的，她是上海人。
百貨公司偶爾推出零碎布料，一尺幾二尺幾三尺幾不等；推出清倉的大毛巾、小毛巾、手帕，免收或減收布票，眾人紛紛排隊搶購。零碎布料可以做鞋，或拼起來做內(nèi)衣內(nèi)褲；大毛巾可以拼成“毛巾被”，被認為是很“奢侈”的享受；手帕可以用來做無袖圓領(lǐng)衫，前胸一塊后背一塊，穿在身上象是前后掛了兩塊小圖版，怪怪的。有時候也推出毛線、球鞋等商品，很罕見，女人們遇上了，能喋喋不休地高興幾天。有些商品平時也是憑票供應(yīng)－－不定時地、“稀里八岔”地發(fā)一次票。譬如手表，自行車，收音機，縫紉機，百貨公司到了貨也可能對外發(fā)票，多以科局、以“口”(如工交口、文衛(wèi)口、農(nóng)林口等)、以街道居委會為單位，幾十人甚至幾百人幾千人才能攤到一張票。普通老百姓根本無力問津。
后來有了尼龍襪，有了“的確涼”，不收布票。又是新產(chǎn)品，成為時髦，為眾人所追捧。一次，榮求立從上?；貋?，送我妻子一件“的確涼”短袖襯衣，筆挺，耐磨，洗后很容易干。我們很高興，總算開了一次“洋葷”。后來才知道這東西不透氣，穿在身上并不舒服。但那時候并不覺得：衣不蔽體的歲月，哪里會挑剔透氣不透氣？
一些大的廠礦根據(jù)不同工種發(fā)放“勞保用品”：工作帽，工作服，圍裙，勞保鞋，棉紗手套……人們常常將棉紗手套積攢下來，織成背心、套頭衫，很實惠。還有人弄(買)來一個個口罩，拆開來拼成蚊帳。真有雅興，令人嗟嘆而又羨慕。
更羨慕百貨公司職工。他們得風氣之先，偶爾能買到不收布票的日用品，且價廉物美。相比而言，他們的女職工一般都穿著入時，頭光面光，鮮活潔凈。所以有民謠稱：“百貨公司一枝花，蔬菜公司豆腐渣，食品公司母夜叉?！?br />
我們平時克勤克儉，萬般節(jié)約，過年時總要想盡辦法給孩子添置件把新衣，或棉襖，或罩褂，或褲子，或帽子；讓他們喜慶喜慶，高興高興。高興之余，不免調(diào)侃一句：“要想富，過年穿新褲?！?br />
從記事之日起，就沒斷過補丁衣服。個子長高了，褲腳短了，就續(xù)上一節(jié)；找不到同色布，常續(xù)成兩種不同顏色。一條褲子著力處起毛了，快要破了，趕緊補上三個大補丁：兩膝處兩個，屁股上一個。裁縫店也代人補補丁。因為真正去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；以大改小，以舊翻新，續(xù)褲腳，補補丁，他們都做。母親一條夾褲，是她專門用于生孩子時穿的，較為厚實，上面還有洗不干凈的點點血跡。母親將其縫補整齊，一直給我冬天穿，一直穿到中師畢業(yè)。
1961年在城關(guān)小學實習時，只有一條長褲，短了，褲腳吊得多高;也磨“洋花”了，“洋花”到洗滌時不能用力搓，更不能槌；只能在水里輕輕地揉幾揉，擺幾擺，否則就會破。第二天要上講臺了，發(fā)覺褲子側(cè)面口袋處破了一個洞，能見到腿上肉。找不到合適布，就用一塊花布補上。講課時常以一只手擋住補丁，不想被學生看見。
1962年調(diào)至潘村中學，能吃飽飯了，想到添置衣服。卻沒有布票。寒假前，學校調(diào)來個“右派”，是在徽州勞改茶場“勞教”期滿，安排來的，蕪湖人。他告訴我：蕪湖自由市場開放了，能買到許多東西，包括布票。于是托他寒假回家時代我買了兩丈布票，一元五角一尺，共花費三十元。春上，我高高興興到縣城西門口，買了一丈三尺細卡其布料(也可能是一丈四尺)，米色，自以為很好看，做了一套中山裝。成為此后數(shù)年的“禮服”。
一度流行“假領(lǐng)”。就是做個襯衫領(lǐng)，圍于脖子上，釘兩粒小扣子，下方有兩根細細的帶子，套在胳膊處。外人看起來好象穿了件新襯衫，其實里面穿的什么只有自己清楚。裁縫店專門給做，百貨公司也有的賣，收少量布票?！凹兕I(lǐng)”并無多少實用性，滿足虛榮心而已。
日本生產(chǎn)的進口尿素，是用低檔化纖布料做成袋子包裝的。人們嘖嘖稱嘆，覺得不可思議。心里說：我們都沒衣服穿，他們怎么就有布料做化肥袋子呢?于是不少人用這種尿素袋做成衣衫褲子，穿在身上有“株式會社”幾個字。我在太園下鄉(xiāng)時，也找供銷社的曹主任買了幾個袋子，做成一條褲子。我不愿意背“株式會社”字樣，買來一袋染料，自己動手，染成深棕色。穿在身上叫兒子看，問他好不好看？兒子也為我高興，連說“好，好?！眱鹤雍苡仔。谒劾?，爸爸的東西沒有不好的。妻子卻不以為然，說“掉色。不要把別的衣服染色了。”
至于農(nóng)村，農(nóng)民們就更可憐了。我在中村公社水南大隊、南容公社山水大隊下鄉(xiāng)住點時，看見不少小學生穿的棉襖都是大窟窿小眼，棉絮外露，破片掛掛的，如同叫花子一樣。大冷天赤腳破鞋，以稻草繩捆扎于腳背上－－要不然鞋底就會掉下來。一家人伙蓋一床破被，被絮都裸露在外面。一家人伙穿一條長褲，誰出門有事，讓誰穿。還有人睡稻草堆。在堆積如屋高的稻草堆里扒個洞，爬進爬出。冬天，深山里雪下得特別大。大雪封門的日子，終日躺在里頭不出來。說“出來干什么？反倒冷得死?！边@種狀況是不能說的，也不能同情。否則就說你“給社會主義抹黑”。
食
“民以食為天”，中國的老百姓歷來注重一個“食”字。熟人見面，寒暄之詞往往是“吃過了？”－－“吃過了。你呢？”－－“吃過了?！比欢?，就這么一個“食”字，卻困擾了我們數(shù)十年。這里說的不是“三年大饑荒”，而是平常日子。
糧食定量供應(yīng)，分大小口。成年人月供應(yīng)標準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間。城鎮(zhèn)居民二十五斤半。機關(guān)干部、教師等要多一點，好象是二十七八斤。體育教師又比其他教師多一點，因為他們要帶領(lǐng)學生跑，跳，打球，消耗能量多一些。一線工人要多些，重體力勞動者則更多一點，有三十多斤。中學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，因為他們正在生長發(fā)育，是“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”。未成年的孩子則分年齡段，給予不同標準。孩子出生，憑出生證到派出所辦理戶口，到糧站辦理糧油供應(yīng)證，于次月正式供應(yīng)糧油。
每人月供菜油四兩。
農(nóng)村中的農(nóng)民稱之為“農(nóng)業(yè)戶”。相對于城鎮(zhèn)“供應(yīng)戶”，他們則為“另冊”，注定是不平等的。他們由公社大隊決定口糧，每人一年大約三百多斤原糧(即稻谷)，秋后“分紅”時一次性決算?？诩Z標準遠不及城鎮(zhèn)人口，對于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來說是不夠的。能力強會算計的人家，從長計議，厲行節(jié)約，多種瓜薯豆菜，日子尚能溫飽。能力不濟的人家則總是青黃不接捉襟見肘，甚至吃了上頓沒有下頓。農(nóng)村中的經(jīng)濟作物地區(qū)，如黃田石井坑茶林隊，不產(chǎn)糧食，他們的口糧也到糧站購買；也發(fā)一張不同于城鎮(zhèn)戶的供應(yīng)卡。稱之為“經(jīng)農(nóng)戶”。“經(jīng)農(nóng)戶”比“農(nóng)田戶”事實上又要高“半格”，多了點保障。所以黃田的農(nóng)田戶總是想方設(shè)法遷往茶林隊。
一切米、面、雜糧，包括玉米、紅薯、土豆、山芋干……一切由它們加工的制品，均憑糧證或糧票供應(yīng)。但不是你想要什么，糧站就供應(yīng)什么；而是糧站有什么，你必須買什么。
一切食品店里的糕點零食，一切飲食店里的干飯稀飯包子油條粉皮發(fā)糕粉絲面條餛飩水餃……均收取糧票。
糧站并不是全部供應(yīng)大米和面粉，而是經(jīng)常搭售雜糧，如紅薯，玉米，山芋干。逢年過節(jié)則有可能搭售一點糯米、“富強粉”，供人們裹棕子、包餃子。平時一般沒有。五斤鮮紅薯抵折一斤糧，人們都覺得劃不來。玉米、山芋干則是一斤抵一斤。山芋干質(zhì)量奇差，多為淮北加工，不但臟兮兮，里頭常有老鼠屎、破棉絮，而且發(fā)霉味苦，難以下咽。后來食堂變換花樣，將山芋干磨成粉，做成黑黑的“湯圓”，照樣難吃。糧食不太緊張的人家多半選擇放棄。新鮮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顆粒，夾雜在米里一起煮。小時候在榔橋養(yǎng)父母家，幾乎頓頓是這樣的伙食，我都吃怕了，不想吃。養(yǎng)母則耐心地告誡我：“小把戲懂事點，不好吃也要強強地吃一點。這種飯菜能吃得長就不錯了。往后還不知道是個什么日子哩?！焙髞?，不幸被她言中。
出門辦事，不帶足糧票是無法生存的，有錢都買不上吃的。上海人真“精致”，居然發(fā)行“半兩”的糧票。據(jù)說“半兩”糧票可以買一根油條，或者買一碗小餛飩。武漢人則“大大咧咧”，傳聞一根油條居然收二兩糧票，那油條該有多大？多少人吃得起？遠不及上海人會精打細算。逢年過節(jié)發(fā)放肉票、魚票、雞蛋票、糕點票、糖票……平時沒有。平時干脆不賣，或者隔三岔五地賣一下，或者剛開開門來，很快就賣完了。象征性而已。豬肉不貴，最早四角幾一斤，后來漲到七角幾一斤。想買肉的人總是很早起來排隊，冬天裹著棉大衣“猴”在街邊等。天亮了，開門了，賣肉的來了，于是人頭攢動，躍躍欲試，一齊喊：“一個個來，不準插隊！”
豬肉很快就沒有了，說賣完了。后面排起長長隊伍卻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，不滿意，操娘日媽罵聲不斷。于是站在肉案邊坦胸露背趾高氣揚的屠夫不高興了，將手中屠刀“咣當”一聲擲于肉案上，大聲嚷嚷起來：“你再罵，再罵？再罵老子撕你的B嘴！”－－“就要罵！肉到哪里去了？”－－“肉到哪里去了？老子吃了！一頭豬老子一個人吃了！怎么樣？有本事你跳天去，有本事你罵上頭去！”有一度，食品公司也動腦筋想辦法，將豬肉分割成二兩五錢一份，以篾編小盤盛起，排隊購買者每人只準買一份。能買到肉的人多些了，但只有二兩五錢。而且最后還是有人買不著。
鄉(xiāng)間的豬肉供應(yīng)要好一些，不是十分緊俏。于是我們逢年過節(jié)常常結(jié)伴或托人到鄉(xiāng)間去買。鄉(xiāng)間為什么好一些？其中有一條原因確鑿無疑：鄉(xiāng)間農(nóng)民更貧困，多數(shù)人買不起豬肉。相對而言，市場就緩和一些了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我在太園公社下鄉(xiāng)。當?shù)毓╀N社每天都有豬肉供應(yīng)(不是天天殺豬，而是頭天未賣完的肉次日再賣)。食堂炊事員老張，有時候單獨買二兩五錢瘦肉，做成汆湯肉，以大碗盛起，蒸于飯鍋上。中午買飯時，鍋蓋一揭開，一陣香味撲鼻而來，令人直咽口水。老張連忙小心翼翼將汆湯肉碗端起來，擱于一邊，口中念念有詞：“不要弄潑了，這是張主任的?！睆堉魅尉褪枪绻芪瘯魅螐堅獫Ｋg或請老張代他烹調(diào)這樣一份汆湯肉，價值一角八分五厘。張主任不是沾食堂便宜，而是自費。憑心而論，那時候基層還沒有公款吃喝，都得自己付錢。
不久，我們一伙人參于太美大隊籌辦村史展覽館，都在大隊食堂就餐。有一天村里殺豬，我們委托炊事員單獨買肉燉了一罐肉湯，大家平分，每人一碗。感覺其味無窮。甚至后來幾十年，每每喝湯之際總不忘記這一次;總覺得哪一次都沒有這一次這么好吃。不知道什么緣故。
偶爾也發(fā)豬油票，更多時候還是排長隊購買。如果賣煉過的凍豬油，人們的搶購心態(tài)則要平和一些。在那種食品匱乏年代，老百姓油水缺乏，豬油被認為好東西，金貴得很，常常被作為上等禮品送人。不象現(xiàn)在無人問津。我那時經(jīng)常被抽到宣傳部幫忙寫材料，經(jīng)常開夜差。部里的主辦科員吳宗慶總是在食堂買些鍋巴，夜里泡鍋巴吃。一天，吳宗慶說：“小朱，今天晚上有好東西吃了。”－－“什么好東西？”－－“家里人帶豬油來了。我們吃豬油泡鍋巴，噴香?！必i油泡鍋巴，再撮上一點鹽，果然好吃，果然噴香。
油條也奇缺。有一天兒子病了，食欲不佳。我問他：“想吃什么？想吃什么爸去買?！眱鹤诱f想吃油條。于是我立即出門購買。油條歸“飲服公司”賣，就在荷花塘畔。我耐心地排隊，耐心地緩慢前移。突然，賣油條的小蕭喊：“沒有了！賣完了！”我傻眼了，前面只有一個人了，就要輪到我了，怎么就沒了？兒子竟如此命苦，想吃根油條都吃不上？他老子怎么這樣無能，這么點愿望都滿足不了？每每記起，總覺得對不起兒子。
蔬菜，豆制品，到蔬菜公司購買。豆制品按季度發(fā)票，蔬菜不憑票。蔬菜也是供不應(yīng)求。每當來了一批蔬菜，如大白菜，辣椒，茄子，營業(yè)員們都要挑一些好的留下來，自己要，或者做人情。豆制品也是一樣，臭干子醬油干子一到，她們立馬將大而厚的干子留存起來(涇縣賣豆腐干論塊，而不是論斤兩，厚薄之間差別很大)。動作之快令人嗟嘆，如風卷殘云。排在后面的人常常掃興而去。那里面有我兩個熟人，對我還算客氣，每每“勻幾塊”給我。而我卻無以為報，暗自羞愧。
冬天蔬菜少，以青菜蘿卜為主，以腌菜為主。入冬以后，各家各戶乃至食堂，都要腌菜。高桿白菜上市的時候，人們便整板車整擔地買來，晾曬在竿子上、墻頭上、屋面上，青青白白，整整齊齊，很好看。曬軟洗凈以后，就可以腌了。腌菜用的是大缸，男人赤了腳進去踩。一層層鋪菜一層層踩實(也有人間雜蘿卜于其中)，最后將準備好的青石壓在上面。便是全家人一個冬天的用菜了。
單身漢的時候，我們吃食堂。食堂與食堂相比，差別也很大。我們文教局食堂最“吃蹩”，最差。一個管理員，一個炊事員，供應(yīng)什么吃什么，清湯寡水；沒有任何“門道”，沒有任何額外的油水。我們便去附近商業(yè)局食堂就餐。這個食堂很大，所轄幾個公司的干部職工都在這里就餐。經(jīng)常有肉食供應(yīng)，還有饅頭包子，還有咸鴨蛋松花蛋，叫人刮目相看。文教局食堂沒有，總是咸菜，山芋桿子炒青椒。但商業(yè)局食堂要收取“小伙食補貼”，每月一元五角。這份補貼本可以由單位支出，但文教局會計不同意，說這份補貼只能補給自己食堂。誰叫你不在本食堂就餐？后來發(fā)現(xiàn)縣委會食堂也不差，也很大，花式品種也不少，我便去搭伙－－反正憑錢憑糧票，又不是白吃。我這樣鼓勵自己。時間長了，管理食堂的查會計也要我交“小伙食補貼”。我沒得給，跟他扯皮：“我經(jīng)常幫你們做事，買點飯吃還不可以？”－－“你幫哪個做事了？你又沒幫我做事?！保皫湍銈兛h委做事呀。不信去問宣傳部(“文革”期間叫宣傳小組)?！辈闀嬍莻€“大大咧咧”的人，無意頂真，便松動下來：“你回去要嘛，要到就給我。”縣委食堂常有魚肉供應(yīng)，還有臘腸。一節(jié)一節(jié)的臘腸蒸熟了，不切成片，也不切成段，而是整節(jié)出售，三四寸長，要買就是一節(jié)。整節(jié)臘腸擱在飯碗里，有點怪怪的，容易產(chǎn)生不雅的聯(lián)想。
買飯排隊，誰都一樣，經(jīng)常排起一條龍。有一次，王樂平書記排在我后面，隔了一個人。王書記拿一個大碗，拿一雙筷子，仰著頭，不時地哼上幾句總也聽不清的歌詞；食堂里敲碗的聲音不斷，王書記偶而也摻和其中，也敲敲碗，問：“今天吃什么菜呀？”－－“包菜找(炒)肉絲！”(調(diào)侃，說炒肉絲里肉太少)－－“啊，好，好?！?br />
平時，小縣城里也沒什么糕點甜食供應(yīng)，記憶中最常見的是“香蕉酥”。逢年過節(jié)倒有一些應(yīng)景的副食品，如端午的綠豆糕，中秋的月餅。也是發(fā)放票證、憑證供應(yīng)。除憑票買糖外，病人還可以憑醫(yī)生證明購買二兩紅糖或砂糖。因此有的人沒病也去看“病”，只是想買二兩糖。
買什么都要票證。只不過有的票證常年發(fā)放，如糧、油、豆制品；而有的票證只在大的節(jié)日發(fā)放，才有供應(yīng)，如雞鴨鵝魚蛋，糕點。這時候，相關(guān)單位要出去“組織貨源”，就是到外地采購。采購到了，老百姓才有的吃。因此逢年過節(jié)是大人小孩最盼望的時候，最亢奮的時候，也常常是最辛苦的時候，最無奈的時候。菜場也罷，商店也罷，到處都在排長隊，到處都在人頭攢動，在擁擠，在罵罵咧咧，甚而爭吵推搡、碰碰撞撞。平時太苦了，誰不想過年的時候一家人打打牙祭?
豈只穿衣吃飯要憑證?女人用的衛(wèi)生紙都要憑證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老伴在天津工作，取道北京回四川探親途中突然來“例假”，遂去商店購買衛(wèi)生紙。營業(yè)員要北京本地的購物證，并強調(diào)說除了軍人，其他人一概憑證。無法通融。大街上巧遇一位女軍人，老伴遂向她訴說困難，請求邦助購買。想不到那位年輕女軍人毫無憐憫之心，漠然離去。
我的遠房親戚施某，住蔡村公社大康大隊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我利用下鄉(xiāng)機會去他家探望。夏天，正是燒晚飯時候。他母親(我稱呼姨娘)正在給幾個小男孩洗澡。小男孩都只有八九歲十多歲，終日一絲不掛，四處竄耍，早已是滿身泥灰。大的洗了小的洗，一盆洗澡水成了泥漿。洗過澡的小孩還是一絲不掛。只是不停地招呼：“不要再搞臟了！”那邊他妻子(我稱呼嫂嫂)在炒菜。一大碗南瓜炒好端上桌，小孩們即跑來用手抓，燙得咀里不停地吹氣：“弗，弗！”待第二碗豆角炒好，南瓜則已經(jīng)搶光了。嫂嫂一邊制止一邊罵：“這些小鬼，就象是餓牢里放出來的！”在當?shù)?，施家境況不算差。他父親當過大隊書記。他自己原先在地質(zhì)隊工作，后來不知怎么回家勞動。在地方上算得個頭面人物。因為家口重，依然活得不輕松。
老百姓生活艱難，小吏們的日子也不輕松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縣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郝啟富，有三四個小孩；妻子本來有工作，因為家口重，遂辭了工作，做“全職太太”，僅靠郝局長每月六十幾元工資，日子過得有些拮據(jù)。城關(guān)小學照顧他，騰出房子給他們住，還將一塊不小的菜園地給他妻子種菜。有一天我去他家，正是晚飯時候，飯桌上幾樣咸菜，唯一小搪瓷碗里蒸了一個蛋羹。“全職太太”說是給郝局長吃的，給他補補營養(yǎng)，因為他是“頂梁柱”，全家都靠他。孩子都不大，兩三歲，四五歲，七八歲，他們都不吵不鬧不爭不要，仿佛習慣了似的。
民謠說：“四個輪子一把刀，白衣戰(zhàn)士紅旗飄”。是所謂當年物質(zhì)極度匱乏年代里四種“吃得開”的人?！八膫€輪子”－－開汽車跑運輸?shù)乃緳C。他們在外面跑，比較活絡(luò)，有機會得到別人難以得到的東西?！耙话训丁保婪?。豬肉緊俏，他們刀下便是人情?！鞍滓聭?zhàn)士”－－醫(yī)護人員。人總會生病，生了病必然會有求于他們?！凹t旗飄”－－解放軍軍人，國家保障，身份顯赫。
正如董郁玉先生所說：毛治下的中國，“居民幾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納入到無所不包的配給體系，以致小至火柴和衛(wèi)生紙這樣的日用品都要憑票購買甚至還不一定買得到的嚴酷現(xiàn)實……”(《炎黃春秋》2013年第8期第3頁)
住
涇縣農(nóng)村的住房情況一般較為寬裕。尤其茂林、黃田、溪頭、陳村、厚岸、包合等地，歷史上文風興甚，經(jīng)濟發(fā)達，讀書識字乃至經(jīng)商做官人較多，蓋起大片大片的廳堂樓舍。共產(chǎn)黨奪取政權(quán)以后，地主富農(nóng)資本家被打倒，田地被瓜分，房屋也被瓜分，貧苦農(nóng)民都分到住房，居住較為寬敞。黃田村空房很多，誰來住都可以，根本不用租金。住長了，也就變成他的房了?！把蟠荨边@組大宅院，占地4200平米，建筑面積3700平米，“土改”時除留給原房子主人四間房、一間堂屋和一間灶屋以外，其余分給了七、八戶農(nóng)民。就是說每戶大約分得近500平米空間，其中建筑面積就達400多平米。足足抵得上如今一幢別墅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城鎮(zhèn)居民的住房就緊張多了。機關(guān)干部一律由單位或系統(tǒng)安排住房。單身漢數(shù)人一間是很正常的事情。1961年我在城關(guān)小學當教師，住的是四人一間的民房和兩人一間的披廈。次年到文教局，與人同住一間。1962年到潘村中學，住在大門口廂房內(nèi)，約6平米。房內(nèi)只容得下一張床、兩張課桌和一條方凳。1963年到文化館，三人同住一間大約十多平米的房間。以屏風隔成內(nèi)外兩個空間，王靜山住里間(他先來)，我與潘德平住外間；二人各一張單人床，床下面各一只破箱子。1967年結(jié)婚的時候，文化館給我半間房，好在是獨立空間，約八、九平米。除一張雙人床以外，岳母給了我們一張六仙桌和兩張椅子。自己又買了個煤油爐，似乎有點象個樣子了。后來，文化館建了一路平房，每人一間(有房者不安排)，約十五、六平米。那時候我的孩子已經(jīng)出生?！拔母铩敝幸欢阮嵟媪麟x居無定所。終于在文化局領(lǐng)導的關(guān)照下，批給我二千五百元(后來突破了一點)，在大會堂一塊空閑地上蓋了兩間極其簡陋的平房和半間廚房。待買得起房，真正改善居住條件，則已是改革開放之后－－已經(jīng)不是本文記述的范圍了。
已婚的人可以分得一間房。如果有家屬(配偶、父母、子女)隨住，房間會大一點，尚可騰出小塊地方作廚房。都沒有“衛(wèi)生間”，一律上公共廁所(那時候沒有“衛(wèi)生間”“洗手間”這樣的詞匯，直呼“廁所”“茅房”)。我常去縣委會葛兆銑、吳宗慶等人家。他們住的是老式民居，四周皆木板，縫隙多大。戶與戶之間一點都不隔音，睡夢中翻個身隔壁人家都能聽得真切。城關(guān)小學也多為這種民居。我的同學H某在那里當教師時，與一位女教師合住一間－－中間以木板隔斷，分別走兩個門進出，相安無事。房頂上只搭了一方竹簾，實際上是通的，用他的話說：一根針落在地上都聽得見。那女教師有個相好，情投意合，一度間如膠似漆，已經(jīng)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。一天夜里，相好的進了她的房，H某睡在這邊床上一動不敢動，大氣都不敢出，用被子將腦袋捂得嚴嚴實實……
街道居民的住房有兩種情況：一是祖上有房，而房子又不多，僅夠一家人居住。故此居住狀況必不太好，舊民房，狹窄，潮濕，陰暗，一家人十個八個擠在一起。這種私有房產(chǎn)是不允許多的，一旦多了，權(quán)力者就要把你的房子無償劫走－－謂之“沒收”。“土改”時這樣做了，“土改”以后在城市里還搞過所謂“私改”－－私營工商業(yè)改造，“沒收”多余房產(chǎn)。我的朋友曹遠芳，他父親五十年代在南街開書店，有一些房子，后來“私改”時就把他家房子“沒收”了。二是無房戶，租住“房管所”公房。也是民居，也是陰暗潮濕，也是狹窄閉塞；又陡又仄的樓梯；有的僅一斗天窗，采一線光亮而已。一家三代蝸居在一個十幾平米的房間，吃喝拉撒無所不包。老老小小全部上里弄巷道內(nèi)的公共廁所。各家各戶自備一馬桶，或一痰盂，平日裝屎盛尿，滿了則拎去廁所倒掉。因此每日清晨必為公廁最熱鬧的時候，男女老少你攢我擠。趿著鞋子者，拎著褲子者；吭哧吭哧痰咳不爽而氣喘吁吁者，唏溜唏溜抽劣質(zhì)香煙而言語不清者；扶老攜幼，大呼小叫……為市井一觀。
各家各戶多無單獨廚房，而是一大間里集中了若干爐灶，較為均勻地遍布各個角落；與之配套的常有水缸，碗櫥，柴禾，及鍋碗盆勺。早先燒柴禾，爾后燒煤球，使用煤氣則已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。三戶五戶，乃至十戶八戶人家擠在一個空間煮飯燒菜，叮叮當當，磕磕碰碰，既嘈雜又熱鬧。你家吃什么好的，我家吃什么孬的，一覽無遺。如果大家相處通達和諧，也可以互相幫助互通有無。燒了好吃的，大家分點嘗嘗，通融人情，增進友誼。今天借你一升米，改日必堆滿一升還你；細聲細語，一團和氣。如果“階級斗爭”之弦繃緊了，那是不敢多言多語的，不聲不響把飯菜燒好，趕緊端進自家房間。沒有自來水。各家備一擔水桶，到西門口大河挑水。也有人以挑水送水為職業(yè)，十分辛苦。
夏天，涇縣奇熱。每年總有那末一段日子，夜里熱得不能睡。于是將涼床竹椅搬到外面乃至街邊路旁，似坐似靠似睡。折騰半夜待微微合眼，東方即發(fā)白了。那時候沒有空調(diào)，用得起電風扇的人家都是少數(shù)。
冬天奇冷，常常冷到零下七、八度。于是深秋時節(jié)即去附近農(nóng)村弄些稻草，反復(fù)曬干，梳理干凈，厚厚地鋪于床上，再鋪上墊絮、床單。老伴說她上大學之前從未睡過墊絮和床單，只鋪稻草，稻草上鋪張草席，上面蓋床棉被。草席一旦破損常劃傷皮膚。我說“那不冷？”－－“開始是冷，睡睡也就不覺得冷了。”老伴家住四川，少數(shù)民族地區(qū)，看來比我們涇縣還要窮苦。冬天洗澡是一難題。全城僅一南門澡堂，又老又舊又小，遠不能滿足百姓需求。“飲服公司”下大力氣，終于新辦一堂浴室，在荷花塘畔。依舊十分擁擠。尤其大年三十前幾天，澡客盈門，排隊等候，洗上一個澡得花幾個小時。女同胞更難，根本無處洗；多半是在家支起“澡帳”，大盆沐浴－－房間里生一盆炭火。有一次不慎一氧化碳中毒，幸虧救治及時，才沒有造成惡果。
我的同學Z某，在一次聚會時談及她侄子無房結(jié)婚，想買“經(jīng)濟適用房”又找不到人，結(jié)論是“還是毛主席那時候好”。我不服，與之爭辯。毛治下，她也是弱者。她家成分雖然不壞，但母親是“一貫道”，“反動道會門”，屬于“壞分子”，“地富反壞右”名列老四。她前半生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如履薄冰自不必說，就是衣食住行也頗為艱難。改革開放以后，她有了自己的“房改房”，三室一廳一廚一衛(wèi)，一個人住綽綽有余。兒子當教師，有兩套住房。毛治下，她能有這般日子？為人要實事求是，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。其實，Z某不是邪惡，不是無知，而是大腦意外“短路”；造成所儲存的資料缺失，“程序紊亂”。曉之以理，拒絕遺忘，是可以恢復(fù)正常的。
行
對于縣城乃至農(nóng)村人來說，行，主要就是徒步，俗稱“起旱”。干部下鄉(xiāng)，徒步；學生上學，徒步；走親訪友，徒步；遷徙搬家，更是徒步。那時候的人特別能走路，一天走上六七十里不在話下。汽車站最早在縣城北門，幾輛木廂汽車，兩邊很小的窗子，后面開門;有點象囚車，也有點象郵車，還有點象裝豬的車。只開往蕪湖、繁昌、南陵，班次也不正常。后來在蘇紅廣場做了個新車站，比較象樣了，開往外地的班車也多了一些。到蕪湖是一元二角五分，到合肥是二元四角。1958年之前，青弋江上沒有橋，汽車出城要過輪渡。有一艘鐵質(zhì)擺渡船，方形，俗稱“鐵烏龜”。汽車開到渡船上，兩岸工人以繩索拉動，渡船便象烏龜鳧水一樣，慢慢地到了對岸。公路為砂石鋪成，路況極差，坑坑洼洼；發(fā)大水的日子，不能通行。跑趟蕪湖至少要半天，楊毛埂一段特別亂糟糟，經(jīng)常出事故。跑合肥則更難。過長江須輪渡。此輪渡進步一些了，機動，也大得多，可以同時擺渡幾輛汽車。屆時，旅客必須下車，隨車站立于輪渡上。輪渡很慢，蒼茫的江水之中如一只甲蟲，隨波逐流。因此，兩岸等待輪渡的車輛總是排起長長的隊伍，望不到盡頭。過了輪渡，必在附近小飯館吃午飯，是運輸公司指定的。飯菜很差，且貴，裹腹而已。全是砂石路，萬般難行。汽車象個老年病人，“哼哧哼哧”地“哼”到合肥，常常是夕陽西下，夜幕將臨。
要去上海，必須先坐汽車到繁昌一個什么火車站，那里每天有一班開往上海的火車。
涇縣崇山峻嶺，公路里程甚少，緣于修筑之艱難。交通問題一直是困擾人們的難題。王樂平在涇縣任領(lǐng)導多年，是個想干事的人，為涇縣的公路建設(shè)動了不少點子，出了不少力。蘇紅公社的桃?guī)X公路就是在他的規(guī)劃與領(lǐng)導下建成的。這地方窮鄉(xiāng)僻壤，山高路險，盤山繞道，實非易事。
縣城無公交，更無出租車。只有幫人運送行李物品的挑夫，和拉板車的工人。及至三輪車、“達雅機”出現(xiàn)，已經(jīng)是后來的事情。
還有“雞公車”－－鄉(xiāng)間常用的一種獨輪車，既是運輸工具，也可用作交通公具。小時候在榔橋，經(jīng)?？匆姀目h城來的車隊，一行十個八個，“吱吱呀呀”，覺得很壯觀。車子系質(zhì)地緊密的木料制作，大大小小的榫頭結(jié)構(gòu)而成。一實心木輪，上面鋃裹著鐵片；用長了，鐵片磨得雪亮。最前端還有一個很小的輪子，謂之“雞公嘴”，是過溝過坎時臨時作過渡支撐用；也可以穿起繩索由人在前方拉動，上坡時幫助前行。推車人在后面把握兩邊的車柄把手，同時掌握平衡，用腰上的力推動車子。很講究技巧。中間有隆起的木結(jié)構(gòu)“隔斷”，將車分為兩半，是承載重物的地方?？梢詫⒁\輸?shù)臇|西，如幾袋稻谷，數(shù)根木料，磚瓦石灰，柴禾家具，捆綁牢定。也可以載人。人坐在上面，斜斜地依靠在“隔斷”上(一般須墊上被子)。腳力不濟的老人小孩，走親戚的小媳婦，常坐這種“雞公車”。我多次見過，覺得很有風味。也有人說，這就是諸葛亮發(fā)明的“木牛流馬”，恐怕是穿鑿附會。
自行車是頗受人們歡迎的代步工具。一般單位都要努力弄一輛乃至幾輛自行車，或購買(要票證)，或上級發(fā)放，或通過別的途徑弄來舊車。早先文教局有二輛自行車，都是上海永久牌。其中一輛公用，誰下鄉(xiāng)、誰有公事，誰用。晚飯后總有人將車推出來，在門口空地上騎玩。我就是那時候?qū)W會的。因為這輛車用的人多，壞得也快。還有一輛車歸郝局長專用。那時候沒有轎車，領(lǐng)導專用一輛自行車，大家覺得正常。郝局長上班下班，乃至下鄉(xiāng)(譬如去潘村中學)，都騎自行車。他車技很好，不但能一只手把握龍頭上車下車，還能作短暫停車，還能在很窄的田埂上騎行，過小溝小坎時居然不下車－－先將前輪拎一把，再將后輪拎一把，就過去了。叫人看得發(fā)呆。我就差多了。在潘村中學時，有一次騎公家車子往縣城，行至山口鋪一段下坡，我得意忘形了，不慎摔倒，膝蓋處摔成一大創(chuàng)口，鮮血直淌。趕緊到縣醫(yī)院包扎醫(yī)治。那時候縣醫(yī)院在“天主教堂”，也就是后來的“人武部”。
上海永久牌自行車是萬眾矚目的名牌。還有“鳳凰”、“飛鴿”，都很好。一部自行車的價格大約150元人民幣。那時候工資低，一般僅夠維持一家人吃飯；甚至寅吃卯糧，月月虧空，要多長日子才能攢夠這么多錢？而且要票證。自行車票不是長年發(fā)，而是偶爾一次，數(shù)百人中難得一張。于是托關(guān)系走后門則不言而喻。
出門辦事，到外地出差，住宿問題常令人困擾。那年月控制人們出行，旅社甚少；且都是國營集體，官商作風十分嚴重，大都不作為或不想作為，諸多不便常令住宿人尷尬不已。無論去哪個城市，無論多晚到達，必須去“住宿接待站”排隊登記，然后持單到指定的旅社住宿。一個城市，多半在東南西北各處設(shè)立幾個“接待站”，不常出門者難以找到。各旅社不得自行接待住宿。如果信息訛錯，指定的旅社住滿了，沒有空位，還得折回接待站重新分配。我就遭遇過這種折騰。旅社多為統(tǒng)鋪，十幾個人一大間。即便二人間三人間，乃至單人間，房門都是不能從里面拴扣的，旅社職工可以不經(jīng)旅客許可隨意打開。房門上有一塊小小的長方形玻璃窗口，可以直接窺視房內(nèi)。那是“階級斗爭”的產(chǎn)物，以防旅客在里面搞“反革命活動”。
經(jīng)常住不上旅社，而不得不住澡堂。住澡堂也得由“接待站”分配，得等到晚上十點鐘以后才能入住。這時候洗浴的人走光了，澡堂職工略事整理，搬出又臟又潮的棉被，一個鋪位上放一床(下面有一塊厚墊)，就是今晚的睡具了。有一次我去蚌埠出差，也是住的澡堂?；丶也粠滋欤患胰似浒W無比。小兒子尚不會說話，身上抓得指痕累累，夜不能寐。我們感覺不對勁，第二天認真翻查，發(fā)現(xiàn)染上了虱子。于是全家徹底翻騰，從床單、蓋被、蚊帳，到內(nèi)外衣物，全部用“666粉”浸泡，開水煮，太陽曬……經(jīng)數(shù)日折騰，才將虱子滅絕。留下深刻記憶。
我們也特別忙碌。忙于政治運動，忙于“義務(wù)勞動”；忙于“斗私批修”，忙于 “興無滅資”，忙于整肅別人或遭別人整肅；忙于“棄小家顧大家”，忙于“支援世界革命”，忙于“解放全人類”……我們被權(quán)力者以“革命”的名義“綁架”了，以至無力顧及家庭，無力顧及家人的健康與安全，無力盡到自己應(yīng)盡的家庭責任。一年夏天，農(nóng)村“雙搶”季節(jié)，機關(guān)學校、商店廠礦的干部職工，乃至街道居民，都得無償?shù)厝ドa(chǎn)隊邦助割稻。我們不敢怠慢，更不敢提出困難。一天，我與妻子天未亮即奔往田間。兒子才一歲多，讓他獨自睡在床上。兒子醒來后發(fā)覺大人不在，大哭，赤腳跑到門口嘶叫。然而門鎖了，好心的鄰居也打不開，只得隔著窗口安慰他。直到十點多鐘，我們回家以后，兒子還在抽泣不止。今日記起還覺得后怕：如果孩子出了事故，豈非終生悔恨?而當時卻不，以為割稻比孩子安全重要，以為我等之徒就該積極參加，不得討價還價。只能寄希望于僥幸。好在孩子只是受了委曲，沒有釀成苦果。
有的人家則遺恨終生。鄰里一戶人家，夫妻倆都上班去了，幼小的兒子睡于床上未醒。大人遂以被褥枕頭擋住床沿。以為這樣可以安全。誰知小孩翻落到水泥地上，撞擊腦袋，三日后夭折。還有一戶，丈夫在縣委機關(guān)工作，妻子是教師。都要上班，都很忙。遂將幼小的兒子以布帶綁在椅子上，囑其自己玩。妻子以為上完一堂課即回，不會有大礙。誰知兒子連椅帶人摔倒，也是撞傷頭，經(jīng)醫(yī)院搶救無效死亡。
人性常常是脆弱的。既然謊言重復(fù)一千遍可能成為“真理”，本來的人性也就漸漸被扭曲了。乃至于那樣的麻木不仁，那樣的漠視生命，以為一切都是那樣的天經(jīng)地義。
計劃經(jīng)濟年代的票證
“票證”這兩個字，現(xiàn)在人們的理解：“票”－－應(yīng)該是鈔票、郵票、電影票、門票等等；“證”－－應(yīng)該是身份證、選民證、工作證、學生證等等。總之，在現(xiàn)在的人們看來：“票”是代表價值的；“證”是證明身份的?，F(xiàn)在只要有鈔票，就可以買各種貨。只要是公民，就理所當然的有各種“證”，來證明你的身份。然而，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(jīng)濟年代，各種“票證”的概念與現(xiàn)在是不完全一樣的。那時的各種“票證”，對每個人和每個家庭來說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日常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。
那時有各種各樣、名目繁多的“票”和“證”?！捌薄本陀校杭Z票、油票、布票、棉花票、豆腐票、肉票、肥皂票、糖票等等。以上這些票是按人定量每月(年)發(fā)放的，而且是定點供應(yīng)的。還有一些緊俏物資的票，既不定量也不定時，如手表票、縫紉機票、自行車票等。還有逢年過節(jié)，根據(jù)物資的多少，臨時發(fā)一些酒票、香煙票、香菇票、木耳票、粉絲票等。以上這些票多數(shù)是發(fā)給有城鎮(zhèn)戶口吃商品糧的居民的，農(nóng)民能發(fā)到的票只有其中小部分，如布票、棉花票、肥皂票等。
“證”主要的是購糧證和購貨證。購糧證是和糧票同時使用的，去糧站買糧食缺一不可。購貨證主要是買鹽(鹽也是定量的，每人每月1市斤)。購貨證還可以購買臨時分配的食品和生活用品，購貨以后，要進行登記，以免重購。購貨證也發(fā)給農(nóng)民，讓他們買鹽和其他由供銷合作社憑計劃供應(yīng)的少量的食品和工業(yè)品。
民以食為天，吃飯是人們的第一件大事。因此，糧票是最重要的票。糧票按年齡和工種進行定量。當時的糧食定量分得很細，比如：縣機關(guān)干部、教師、醫(yī)師每人每月27斤，區(qū)鄉(xiāng)干部33斤，居民24斤，大學生33斤，中學生22斤到24斤，兒童15斤。工人按工種：特殊工種45斤，重體力勞動工37斤，一般體力勞動工30到33斤，輕體力勞動工27斤等等。在每人的定量里包括熟食票每人2斤。用熟食票可以買大餅、油條、包子和餅干等副食品，可以到飲食店買面條和米飯，也可在省內(nèi)流動使用，因此當時的熟食票是很寶貴的。
如果出差到外地，要用定額的固定糧票，到糧管所去換省內(nèi)流動糧票和全國流動糧票。出差和下鄉(xiāng)每人每天有半斤糧票補貼，到農(nóng)村付給搭伙的農(nóng)家每天1.25斤糧票。出差到食堂去吃飯，都要用流動糧票，購買飯票才能用餐。
缺糧的農(nóng)民使用農(nóng)村返銷糧票和農(nóng)村購糧證。還有飼料票，專門供應(yīng)畜牧場和少數(shù)的養(yǎng)豬專業(yè)戶。對投售農(nóng)副產(chǎn)品的農(nóng)民，按不同的產(chǎn)品、數(shù)量進行糧食獎售，發(fā)給獎售糧票。
軍隊也使用“軍用價購糧票”。部隊憑此糧票，可以直接到任何地方的糧站去購糧，而且不用給鈔票。由糧食部門憑此糧票向有關(guān)部門結(jié)賬。
油票和布票以及其他的票，也是很重要的票。這些票都是按人頭發(fā)放的：油票每人每月0.25斤，布票每人每年3尺1寸，棉花票每人每年0.5斤，肉票每人每月1斤(1斤肉票可以買1斤雞蛋)，豆腐票每人每月3斤，肥皂票每人每月1塊，糖票每人每月0.25斤。在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，各種定量都進行了削減。比如：糧票每人每月減2斤，布票減到1尺7寸，肥皂票減到半塊。其他票供應(yīng)的物資也不同程度的削減。總之人們都過著緊巴巴的日子。
自行車、手表、縫紉機是當時人們追求的高檔商品。由于物資極度的匱乏，因此，很少有票發(fā)，一個單位一年只能發(fā)到一二張票。發(fā)給誰?使當時的領(lǐng)導很傷腦筋，于是要大家發(fā)揚風格，互相謙讓，或者照輪。有的單位實在分不下去，為了避免矛盾，就采取抓鬮的方法，誰抓到就歸誰去買。我1962年結(jié)婚時，愛人的單位分給她一張縫紉機票，買了一臺西湖牌縫紉機，在當時它是我家最奢侈的工業(yè)品，現(xiàn)在還完好無損，成了我家的傳家寶。遂昌中學的一位老師，當年憑票買的一輛永久牌自行車，直到如今還在騎。
逢年過節(jié)的副食品票，是發(fā)給單位的，一般居民和農(nóng)民是沒有的。雖然在單位里工作的人都有，但數(shù)量少得可憐：一張香菇票、木耳票，只能買1兩。有時還有糕點票，也就是一張2斤。還有酒票和煙票也是逢年過節(jié)發(fā)一點，“煙客”和“酒鬼”平時只好熬癮，或者抽旱煙和想辦法搞一點酒精兌水喝。
有一年中秋節(jié)發(fā)月餅票，一張票2個月餅，農(nóng)民也有。于是縣食品廠連夜加班加點生產(chǎn)，爾后用汽車運到各區(qū)鄉(xiāng)的供銷社，再由農(nóng)民憑購貨證購買。
由于當時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各種票證，票證也就成了命根子，所以也就非常寶貴了。當時人們工資都不高，基本上沒有多余的錢，但每家每戶都從牙縫里節(jié)省下來，節(jié)余一些熟食票和流動糧票，以備急需。比如家里有了婚喪等喜事白事，可以派上用場。親戚朋友之間互相包紅包，除了錢還要包上幾斤糧票，這是最體面的。在當時糧票可以賣錢，可以換雞蛋、換茶油、換布票等。所以糧票成了“有價證券”，雖然不合法，但有的人在暗地里是這樣做的。
票證的故事還有很多，為了一張票，有時人們爭得臉紅耳赤；為了一張票，有的家庭夫妻不和；甚至有的人鋌而走險，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。
所有這些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成為歷史。為了使自己和后人不忘記這段歷史，我整理了這一材料。(車震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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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(fā)表于 2022-11-15 00:10: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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